三位頂尖經濟學家眼中的中國大勢

PARADISEBIRD

前言：

這是三位經濟學家今天上午在復旦大學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的發(fā)言，根據發(fā)言記錄整理，個別字句有調整，未經發(fā)言者審定。感謝陸家嘴金融網的直播。

吳敬璉：

   中國經濟問題很復雜，用20分鐘把它講得比較清楚有一定難度，從哪里講起？我就用了我們這個會議的主題，按照邏輯順序稍微做了點調整，把動力和創(chuàng)新的地位調了一下。能夠解決前面這些問題最重要的是改革，所以又加了一個改革。我就按照這個順序來講這五個問題——“危機、轉型、動力、創(chuàng)新、改革”。

   從2008年底對付全球金融危機起，對于避免危機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方略。這兩種方略所依據的理論模型、分析框架是不一樣的。根據今年在金融40人論壇的一次討論，把它歸結為兩種：一種分析的思路是從需求側進行分析，另外一種分析思路是從供給側進行分析。

   從全球金融危機以后，2009年中國采取了強力的刺激政策，把增長速度頂上去了。但是不久以后就開始增速下降，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于是就引發(fā)了一個大家熱烈討論的問題：中國會不會發(fā)生經濟危機，或者叫做系統性風險。怎么避免發(fā)生系統性風險的問題是最近兩三年大家討論的一個重心。

   從需求側進行分析這種思路，通俗的說法叫做“三駕馬車”，總需求是由三駕馬車組成。其實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來說是四駕馬車，我們一般說三駕馬車，就是消費、投資、進出口。為什么會出現增速下降？是因為三駕馬車的動力不夠。

   在2009年財新的峰會上，就討論了這個問題。當時我和錢穎一教授都認為三駕馬車這個分析框架有很多缺點，它實際是從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脫胎出來的。按照凱恩斯主義來說，是總需求決定了總供給的增長速度，總需求由消費、投資、進出口和財政赤字，是這樣來的。

   當時就發(fā)生了一場爭論，我和錢穎一教授都認為，用這樣的辦法去分析有理論上的問題。當然對于凱恩斯主義這一套理論是不是對，我們現在國內的經濟學家里分歧也很大，但假定它是對的，在理論上用它來分析中國的長期經濟發(fā)展也是無用的，因為這是一個短期分析。

   可是我們這種意見好像沒有多大用處。從那個時候直到現在，不管是政府還是很重要的資信機構，它們的分析都是依據三駕馬車，由這個分析得出的政策結論就很明顯了，就是增加投資。你可以一個一個去分析，能夠增加消費嗎？不能。能夠增加進出口嗎？不能。最后就落實到一點——增加投資。

  但是這個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限度，因為超高速的投資增長、投資率的提高，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結果就使得我們的國民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不斷提高。按照各種各樣的分析，大概三個方面的負債：政府負債、企業(yè)負債和居民負債，已經到了GDP的250%到300%之間，這是一個很高的比例，而且正是由此引出了會不會發(fā)生系統性風險的問題。因為到了這么高的杠桿率，出現個別的償債困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這是一種分析方法，直到現在從政府、投資銀行或者證券公司的經濟分析還是從這里分析的。而在實際工作中，好像主管這方面的部門都忙得不亦樂乎地批項目、找錢。過去批了項目地方就上，但是現在有問題。我們的金融改革還是有進步，不但要批項目，而且要找錢。所以這個路子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另外一種路子是從供給側、從供給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我們以前用一個函數來表達這個分析框架。今年4月，中國金融40人論壇上，剛剛故去的青木昌彥教授和余永定教授認為，用另外一個方法從供給側去分析，提高供給的各種因素、各種動力去分析。生產函數無非是三個主要因素：勞動、資本和效率提高。

    中國金融40人論壇上，余永定教授做了一個系統的分析。青木昌彥教授轉用了一個所謂庫茲涅茨進程來解釋中國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也指出了現在存在的問題。網上能找到這篇論文，大概是“新常態(tài)下的經濟增長”這個題目。

   在現在存在的問題上，我們三個人的分析幾乎是一樣的。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資本繼續(xù)提高投資率。它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投資回報遞減，這個非常明顯，從2009年到現在，刺激的強度并沒有削弱，但是它的效果急劇下降，現在增加投資幾乎對于增長沒有什么作用。另一方面是杠桿率不斷提高，所以造成了危險。

   在過去改革開放的30年中，勞動因為人口紅利的減少，由于——用青木教授的話來說，庫茲涅茨進程——農村資源轉向城市結構的變化，使得我們的效率有提高，但是這個過程已經接近于結束。

    剩下的一個能夠解決我們當前問題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產函數中間的索洛余值。什么是索洛余值？按照索洛的說法就是技術進步，但是我們實際工作中的計算就是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產力來實現增長。也就是我們最近20年來一直努力想實現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者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

   所以這里就提出一個問題了，按照這種分析，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是轉型，也就是我們題目的第二項。

    怎么能夠實現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型呢？1995年，我們提出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后來改成經濟發(fā)展方式轉型，到現在整整20年。這是第九個五年計劃規(guī)定的，但是至今沒有實現。它的核心就是要轉變增長動力，或者實現增長的源泉因素。

   這個源泉因素是什么？剛才已經說了，從過去以投資為動力，轉變?yōu)閯?chuàng)新效率提高為動力實現增長。但是為什么提出了20年都沒有實現呢？其實我們在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就用了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里面的一句話，“存在體制性障礙”。九五計劃有進步，十五計劃在經濟發(fā)展方式上是有倒退。

   所以十一五計劃里面，把經濟增長方式轉型作為主線，那么就要改革。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說法，就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附帶說一句，其實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目標跟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是一樣的東西。十六屆三中全會說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經濟體系呢？叫做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目標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并沒有完全實現，所以十六屆三中全會就做了一個決定，就是要完善這個體系，要實現十四屆三中全會講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但是當時的經濟狀況非常好，改革這件事又是自我革命，所以很多人都認為何必改呢，2003年的時候經濟情況很好，所以實際上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沒有能夠很好的執(zhí)行。

    我們就分別說一說，怎么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避免危機。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控制好和化解現有的風險，為推進改革贏得時間。另一方面，輔之以適當財政貨幣政策的短期調節(jié)。

   要推動轉型和尋找新的動力，以創(chuàng)新為動力，以提高效率為動力，這個關鍵問題就在于推進改革。按照這種分析做出的結論，應該采取這樣的方針：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實推進改革上。這是兩種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的不同結論。

   控制化解風險我已經說過很多次，是有些辦法的。比如妥善處理各級政府的債務，停止回報過低和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停止對僵尸企業(yè)輸血，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負債，對資不抵債的企業(yè)實施破產和重整，釋放風險，停止剛性兌付，盤活由于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有一些在做，有一些做得很慢。

   比如償還社會保障基金欠賬，上海做了一個小的，就是把家化賣了。山東正在撥付地方國有資產30%從事社會保障基金，十八屆三中全會里做了明確規(guī)定。但是兩年過去了，從中央層面來說到現在沒有動作，據說正在擬定方案，另外輔之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當然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野村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的研究，在出現資產負債表問題的時候，貨幣政策的作用很少，因為這時人們都要提高手中資產的流動性，由于現金為王，所以即使放松銀根，大概也不會跑到實體經濟里去。因為那個地方流動性很差，要抽出來很難。

   中國的情況尤其是這樣，它會跑到資產市場上去，出現股市泡沫。比如說我們最近的股災，它的根本原因就在這里。我們的流動性一直是比較寬松的，除了今年因為外匯占款降低了，貨幣發(fā)行的主要渠道上出了一些問題，所以有些季度流動性是有些緊，但是從2009年以來，流動性一直比較寬松。但是你寄希望于貨幣，它并沒有跑到實體經濟里去，因為從股市上要抽走很容易，所以就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財政政策還有一點余地，實際上現在財政赤字大概是GDP的2.7%，因為動用了過去的結余，所以從公報上看是2.3%，財政部門也同意。但是這個錢怎么給，現在還是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政府部門希望靠增加支出來增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力度，比如“鐵公基”投資放在面上；另外有一些政府官員認為由他來用是最好的，比如說對高新技術產業(yè)給予補貼等等。實際上從過去的經驗來看，這個效果是不怎么樣的。

    這個有爭論，為了支持三代的無線通信，為了支持TDSCDMA據說是花了2000億，其實效果并不一定好。當然有些支出是要增加的，但是還有另外一個辦法來提高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力度，就是要減少收入。所以我一直是建議著重在普惠性的減稅，我們的稅收還是太高。

    最后根本的一條就是推進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能否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定推進改革。這兩年來我們的改革還是有進步的，需要進一步推進，比如說簡政放權、審批制改革。但是根據我們21世紀初期做過一次，那個東西很容易走回頭路，還是要把它制度化。

    制度化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制定負面清單。本來這件事是中美投資談判里提出來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它推廣到國內的改革上。負面清單在自貿區(qū)的工作中，因為行政部門往往不愿意放權，所以到現在為止自貿區(qū)的負面清單仍然太長。至于國內市場進入的負面清單正在制定，還沒有制定出來。

    另一方面要按照李總理的說法，對于政府來說，它是跟企業(yè)不一樣的，正好相反，法無授權就不可行，所以對于政府授權要做正面清單。

   而且現在政府官員們不作為的情況很嚴重，當然有各種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職權不清楚，所以審批有風險。金融改革和財政改革都有比較大的推進，特別是金融改革中間兩項：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這個改革比原來預計的快一點，但是最近匯率市場化發(fā)生了一點問題，有些方面的改革似乎進展太慢。

   有一個消息，證券法本來是9月二審，結果二審取消了，有人說今年就沒戲了。注冊制的改革，如果證券法不修訂，大概就不行了。像這些方面，怎么想辦法要做得快一點。價格改革，深改小組已經討論通過了，當然這是講的商品和服務價格，看來今年有望在第四季度展開。

    我自己覺得很關鍵的但是進行的最慢的就是國企改革。國企改革在9月1+N的文件一個一個公布了，看來就要啟動。我看起來有幾個爭論性的問題還不是太清楚，還需要進一步明確。

    最后一個是自貿區(qū)。自貿區(qū)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現在自貿區(qū)已經有四個，很多地方官員把建立自貿區(qū)看成是取得優(yōu)惠政策的一種制度安排，這和中國政府所宣布的建立自貿區(qū)的目的有差距。習近平總書記在深改小組討論自貿區(qū)的講話，報上發(fā)表了，他說為什么要建立自貿區(qū)呢，目的是要適應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大趨勢，營造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huán)境。

    開始的時候比較快，最近好像步子有點放慢，我覺得還是應該加快。這不是我們上海地方問題，我們作為首席經濟學家也好，作為一般的經濟學家也好，特別在上海這個地方，應該推進。如果按照習總書記的說法，最近發(fā)生的TPP協議達成，對于我們來說就不光是一個挑戰(zhàn)，而且是機遇。

    通過自貿區(qū)的建設，可以使得我們的對外開放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在世界貿易和投資規(guī)則的變化中，能夠實現我們以開放促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要求的經濟體制和法治建設都取得更大的進步。

夏斌：

   各位好，今天講幾個觀點。

    第一，能否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做出準確通俗的判斷，是穩(wěn)定市場預期的重要前提�，F在市場上對形勢的判斷比較混亂。

    現在經濟領域里的新名詞、新概念也太多，很多專家在論證、解釋概念，但是市場一點不領情。加上近幾個月來資產價格信號混亂，改革措施的出臺市場上又等不及，總感覺有的改革怎么還不出，引起市場上判斷的混亂，導致投資風險偏好進一步下降。特別對于一些有錢想投資又正在猶豫的投資者，更影響他們的預期。不穩(wěn)定的預期增加了，對穩(wěn)定增長增加了負面影響。

   我認為在形勢的判斷上，用語用詞一定要講究。所謂講究不是要推新，不是一定要花哨，就是要樸實、準確。如果你做形勢判斷，那就要符合哲學上講的質的規(guī)定性是什么，即是對當下形勢要準確描述。什么是當下？它是不包括對過去模式特征的描述，也不包括對未來發(fā)展動力及其功能的刻劃和前景展望的描述，當下就是當下，你把當下說得清清楚楚，這是對形勢的判斷。

   第二，中國經濟仍然處于美國經濟危機后持久深刻的結構調整時期。這是我在2011年向有關領導同志匯報時的判斷。2011到2015年已經過了幾年，因為改革滯后耽誤了一些時間，我認為2011年的判斷沒有變，不需要變，我們也不應該回避既簡單又準確的是調整兩個字的判斷。什么叫調整？調整的核心是講什么？原來那套發(fā)展方式所維持的制度、政策不行了，要調整了。

    我們黨中央國務院的文件里講，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這個調整已經講了很多，什么叫轉變，什么叫調整，講了很多。所以我們應該很準確的判斷當前的形勢就是調整時期，那么進一步就要判斷。

   既然是調整，就要向國民講清楚，坦然承認調整意味著什么。調整意味著經濟增速要下來，意味著一些企業(yè)、地方政府、平臺要破產，實業(yè)壓力可能會加大。當然服務業(yè)、互聯網新業(yè)態(tài)可能會彌補一點，但是從一般的經濟學原理講調整，速度要下來，企業(yè)破產要增加，實業(yè)壓力會增加，這是一般的市場邏輯。

   當然一些風險會出來，130多萬億的M2，我們的GDP就60多萬億，速度下來了，這么多貨幣在外面，風險自然會暴露。同時我也認為在講問題的時候，速度調整下來，企業(yè)就業(yè)，風險等等問題要暴露。同時我們應該很坦然的向國民講，即使如此，我們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還很大。當然所謂大不是兩位數，即使是6.5或者是6，在大國經濟中也是絕對的高增長，這個觀點已經講了一年多了。

   在大國經濟體制中間，我們要跟美國、德國、日本、歐元區(qū)比，我們6.5%、6%也是絕對的高增長。第一是中國的增長潛力很大，第二是改革開放幾十年財富積累了不少，政府應該有信心幫助大家在調整中間克服困難，政府應該坦誠。我們即使砸鍋賣鐵，能不能在調整時期保證國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就是有基本的就業(yè)。

   系統性風險不爆發(fā)，只要守住這兩條底線——就業(yè)和金融。我們把問題和困難徹底向市場和國民講清楚，速度下來一些，我認為大家能夠接受。我們把調整方向、任務和目標也向市場講清楚，怎么調，調到哪里去，結構怎么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怎么樣。把這些都講清楚，就是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

   如果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同時大刀闊斧搞改革，配上及時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市場是聰明的。聰明的市場明白短期的困難和長期的前景，因此預期肯定會比現在好。現在因為有的講好，有的講壞，一般的投資者就慌了。在座有些投資者都明白，都搞不清楚，會不會到底還是怎么樣，我認為這些都應該講得清清楚楚。講清楚以后，市場預期肯定會比現在好；講清楚以后，投資也會多一些，除了政府投資，民間投資還會增加。

   現在的問題是，市場出清太少，動作太小，對困難問題遮遮掩掩，不敢面對。對金融系統的風險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困境恰恰又認識不夠，判斷到底準不準，其實市場人士非常清楚。

    我在上海搞了調研，一些資產管理公司告訴我，他們把債務進行重組，反映了一些情況：市場人士非常清楚。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媒體、專家還在引導大家討論下行是在7%、6.5%還是6%，這對微觀企業(yè)并不重要，敏感的是資本市場的投資者或者投機者，他們需要炒作概念，他們非常敏感關心宏觀數據。

   比如說GDP零點幾的百分點，CPI、PPI零點幾個點的變化，市場的專家馬上就長篇大論，但是我們細想一下我們在座的校友企業(yè)家，跟你有關系嗎？有多大的關系？有多大的短期或中期的關系？

   當然各行各業(yè)不一樣。所以媒體、專家不停在討論這些東西，恰恰使得企業(yè)和市場更加緊張，更不容易形成準確的市場預期。再加上有些改革措施不及時，部門間的信號不協調，耽誤了不少時間，所以有些工作很被動，

   我認為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很有力，很看好。如果我們自己的決策不爭氣，用時間換空間的策略最終會被耽誤，工作會越來越被動。這是我講的第二個觀點，我們當前處于深刻的結構調整時期。

   第三，調整有兩種方式，兩種可能性。我是講一般的市場經濟的道理。所謂兩種方式，一種是單純的被市場規(guī)則強行約束，被強制性調整，那就是經濟周期的明顯變化，換一個詞就是出現經濟危機，縮減全社會的資產負債表。典型的是81年前1929-1933的美國經濟大危機。

   一種是適應市場的邏輯，加上適當的政府有限干預的主動調整。我認為人類經濟史實際上是一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史，關鍵是你怎么認識、怎么處理。當然我這里講的是政府有限的干預，有節(jié)制的干預，并不認同政府隨意的大規(guī)模的干預。

   然而因為調整中經濟社會會出現干預的政府和市場雙方都預料不到的事件。投資者往往在抽象理解調整必然性的同時，當某天看到周圍大量的各種宏觀微觀數據下行或者惡化的時候，投資者的信心會下降，社會投資調整就會過度，出現超調，進一步惡化增長預期。所以這個時候政府在調整中一定要把握好各種改革和調整政策、穩(wěn)定增長之間的協調，要學會如何引導加強市場的預期管理。

   第四，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調整內容是什么，方向是什么，工作重點是什么。我們可以回顧，中國經濟的不協調、不可持續(xù)產生于美國危機前，暴露在美國危機后，我們要看到最大的是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至于怎么調整，早已寫到黨和政府的文件，就是改出口投資為主轉為發(fā)展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的模式。

   因此短期內擴大投資和鼓勵創(chuàng)新是絕對正確的，但是一定要看到發(fā)展方式的轉變。我們是講總量、結構、創(chuàng)新、企業(yè)家精神，是講長期增長的動力。而調整首先直接講的是總量經濟，是講總需求、總供給。GDP中間消費占比的提高一定是中國結構調整最終完成的標志性成果，一定也是中國經濟今后穩(wěn)定增長有根本性的調整。

   最近GDP中間消費貢獻率的提高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出口投資貢獻率的下降而得到相對的提高。我們近期的輿論每天都在尋找增長的新動能，但對消費增長動能的尋找，對擴大消費所緊迫的制度改革動能的尋找強調的不夠，花的精力不夠，措施不有力，輿論也很弱，形不成一股力量。

   我們想想每天報紙上講的是什么，是重點講消費嗎？我們戰(zhàn)略方向調整最后肯定消費的貢獻率最高，結構是消費，慢慢往這方面過渡，但是現在形不成力量。盡管提高消費是個慢功夫，盡管對居民消費的高與低學術界有不同的爭論，但是客觀來講，最后中國調整的結果肯定是三駕馬車的中間消費的比率要大幅度提高，否則發(fā)展方式不可能轉過來。

   所以盡管是慢功夫，但是我們必須給予正名，給予首要地位的強調。多少年來這么多的規(guī)劃文件，恰恰缺少加快居民消費的規(guī)劃。

   第五，盡快建立內部決策評估制度，把科學決策落到實處。當前中國經濟的運行情況比成熟的市場化國家復雜得多，我們比他們多考慮漸進改革中間的協調問題，我們要考慮的是政治與經濟改革的平衡問題。所以我又用毛主席的話來說：事情很復雜。怎么領導？毛主席講過領導方法，一是出點子，二是用干部。

    現在經濟系統的執(zhí)行力很差，多憑文件主義。我聽說一個地市的金融辦一年下發(fā)和轉發(fā)省里中央各部門的文件多達1千份，金融辦最多就幾個人，一年下發(fā)文件1千多份，一年的日子365天，可以想見在干什么，還能干什么事�？课募�、靠口號、靠書本知識根本指導不了復雜的改革開放實踐，但現在又是講領袖、講英雄的時代，怎么辦？靠制度建設。建議在內部建立決策的事前、事中、事后評估制度，現在正在這么做。

    目前最重要的評估是對近幾個月以來股市和匯市波動的反思，如果不允許反思和議論是非常危險的。短期如何防止經濟由減速迅速滑向失速，減速是正常的，失速是不以定量的概念，相對于社會穩(wěn)定而言，關鍵看政策制度的配套。

   對于失速問題，我們一方面要有充分的顧及與準備，另一方面要充分顧及到叫了幾年的調整已經耽誤了不少時間。對于短期內能否馬上找到特別有效的圓滿的政策措施，不要估計過高，當然工作應該想盡辦法盡力。

  

    現在的財政政策是積極的，新的增長點在方向上、文件中應該說找到了，任務也布置了，但是微觀情況仍然相當不好。市場預期非常不穩(wěn)定，怎么辦？現象表現為金融，是資源配置有問題。我認為本質上不是金融問題，本質上是實體經濟中間的結構和改革問題。

    我們當前的資金量是松的，但是松不到中小企業(yè)、民營企業(yè)。地方大量的債務壓力和地方平臺的龐氏騙局，以及一些大國企的產能過剩，吸走了大量資金，現在的問題是八個瓶子七個蓋，蓋來蓋去缺少一個蓋，要打破一個瓶子，僵尸企業(yè)、資不抵債的企業(yè)該破的要破。

    新增長的動力靠的是企業(yè)家精神，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有資源的沒有動力——地方平臺和國企；有動力的沒有資源——中小企業(yè)和民企。所以我們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的命脈關鍵是什么，就是加快國企改革。

   整個社會形不成好的預期，沒有好的預期就不可能形成大量的投資增長，對此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轉型調整和市場出清在經濟學上幾乎是同一詞，怎么辦？改革的內容很多，國務院也做了大量的布置，我在此就其中幾點講點意見。

   第一，對地方平臺的不良資產趕緊剝離重組。讓地方政府輕裝上陣，不要再拖累他們新的投資。那么就要打破隱形擔保和剛性兌付，讓矛盾暴露出來。不要再增加金融市場的扭曲行為，按照市價或者溢價打折。剝離不良資產，讓銀行先承擔一塊損失，然后繼續(xù)在市場上經營，最終損失可以先定下來，由中央、地方、銀行共同背。中央可以先承諾擔一塊，剝離的事趕緊辦起來。

   第二，用時間換空間的壓力越來越大，時間越來越緊迫。我們要重視大量傳統產業(yè)的升級換代、收購兼并，這是經濟增長的大頭，從總量上講遠遠比抓創(chuàng)新、新業(yè)態(tài)重要。我們要打破常規(guī)，大刀闊斧。財政和銀行應該盡快安排一批專項資金搞收購兼并，特別要支持民營企業(yè)對競爭類國企的收購兼并，加快傳統行業(yè)、競爭性行業(yè)、企業(yè)的國退民進，明確制度，防止秋后算賬。說曾經的國有資產流失，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國企改革已經成為當前整個中國經濟改革的專兼和命脈。

    第三，基于中國潛在增長的情況，這幾年還可以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第一步可以擴大到3%，加大有效精準化的投資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網管投資之外，應大力彌補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費的公共服務的投資，幼兒園、學校、醫(yī)院、養(yǎng)老、健康保健、旅游等等。國慶長假一年中國流動旅行人口7億4千萬，你想想多少在坐火車、飛機、吃、玩。中國的老百姓消費沒減弱，我們應該進一步再深挖減稅的潛力。

   第四，認真反思今年股災和匯市波動中的教訓，以全球視角充分認識全球經濟形勢的復雜性。對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一定要慎而又慎，要做到不趕時間，不趕任務，實事求是，水到渠成。我們要利用好資本賬戶仍然部分管制的時機，在解決好大量僵尸企業(yè)和一些旁氏騙局的基礎上，加快降息步伐。降的速度應該一步降到位，迅速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和全社會的負債率。這個前提就是資本項下的管制問題，這個前提是僵尸企業(yè)要出清。

    第五，當前中國產能問題嚴重，但中國這么大，又是一個內部差異很大的大國，我們應該對不同地區(qū)實行區(qū)別對待的經濟政策。我們不要自己捆住手腳。在控制好重復建設的前提下，把曾經在改革開放初期給沿海地區(qū)的土地政策、招商引資政策等優(yōu)惠，允許在中西部繼續(xù)實行，防止更多的低端制造業(yè)繼續(xù)外流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這有助于穩(wěn)定當前的經濟增長和就業(yè)。當然前提是在盡可能控制重復建設的情況下。

  謝謝大家！

劉世錦：

   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領導，早上好。今天是復旦的校友聚會，我不是復旦校友，一直想成為復旦校友，但是至今未如愿，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也沒當過首席經濟學家，回頭跟夏主席申請一下。今天我想談這樣一個問題：實現轉型再平衡要過三關。

    大概在五年前，我所領導的一個研究團隊提出中國經濟要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當時的依據主要是觀察了一些國際經驗，但是這個判斷多數人是不認可的，當時我們也是有點壓力的。五年過去了，這種壓力應該說沒有了，因為這已經是個事實了。

    剛才兩位老師也都提到了一些理論問題，我們現在研究中國問題有一個很大的理論框架需要認真考慮。以往的發(fā)展經濟學和經濟增長理論所重點研究的是經濟起飛的問題，但是經濟起飛以后持續(xù)多長時間，到一定程度以后怎么來降落，落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持續(xù)增長，這些問題基本上是沒有研究的，我們現在討論的就是這樣一些問題。

    我覺得這也是中國經濟學從中國的實踐出發(fā)，也可以結合其他國家的實踐，可以有所突破的一個領域。其實剛才談了很多現象，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把線索和邏輯講清楚。所以我們現在需要討論的是，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或者中高速增長，底在何方�，F在經濟還是一個下行的態(tài)勢，目前下行的壓力比較大，最近的數據也表明這一點，我想在座的諸位最關心的也是這個問題。

    我用的概念叫做轉型再平衡，就是10%左右的時候，是一種供求平衡的狀況，將來會落到一個中高速，那是另外一個平衡點，也會達到另外一個供求的平衡。我們現在是要實現一個平衡的轉換或者一個再平衡的過程，我認為要過三關。

   第一關，高投資要觸底。  

   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依賴于高投資。從需求的角度，高投資過去一些年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基礎設施大概占20-25%，房地產占25%左右，制造業(yè)投資占30%以上。這三項合計可以解釋中國投資的85%左右，而制造業(yè)投資又直接依賴于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以及出口。

   所以我有一個形象的說法，高投資要觸底，是三只靴子要觸地。第一只是基礎設施的投資要觸地，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峰值在2000年左右，最近一些年基礎設施投資速度也比較高，主要是政府手里穩(wěn)增長的工具。出口現在已經觸底了，不展開說了，但是我想特別強調一點，出口對GDP增量的貢獻實際上很小，關鍵問題它是帶動了國內的投資，這是對國內經濟影響比較大的地方。

    接下來就是房地產，最近兩年的時間爭議比較大。去年我們開會的時候有些人還講，它只是一個短期的周期性的調整，但是我們判斷是一個歷史的拐點。為什么這么講？因為構成中國房地產70%以上的城鎮(zhèn)居民住宅的歷史需求峰值是1200到1300萬套住房，這個數值去年已經達到了，達到以后這個總量走平，然后逐步下降。

   過去相當長的時間，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是20%到30%，去年是11%，原來我們估計今年會不會降到7%左右，但是上半年實際上已經低于5%了，4%左右。最近一兩個月，房地產環(huán)比增長速度已經出現了負增長，我個人估計可能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房地產投資的同比增長速度也會出現負增長。

   當負增長什么時候變成正的增長，再次由負轉正的時候，可以認為房地產基本上觸底了。房地產觸底以后，基本上高投資也就觸底了。高投資觸底以后，中國經濟這一輪，我們講的底的問題，從需求角度來講，基本上也就探著了。

   現在顧慮的一點，就是這個速度會不會下來的過快。所以還在穩(wěn)增加，增加一些投資，找一些新的投資增長點。我覺得我們的眼光要轉一下，轉向已有的增長領域。我們過去已經搞了很多年的投資，很多地方有一些效率是很低的，那些低效率的洼地能不能打開，打開以后投資潛力還很大。

   我最近一直強調兩個領域，一個是行政性壟斷的行業(yè)，比如說電訊。電訊最近一直在討論能不能資費降低，據說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最近也有一些舉措。但是大家還是有一點擔心，因為如果沒有充分的競爭，是你讓它降資費，而不是自己要降資費，基本的問題還沒解決。能不能放進去一兩個以民營資本為主的基礎運營商沖一沖，有一個競爭。

   另外比如說石油，我以前也跟上海的同事討論過，自貿區(qū)要搞石油的期貨市場、現貨市場，這個我們以前做過一些研究，也一直在推動這件事。這個市場建立起來以后，關鍵是把國內和國際市場打通，打通國內引入競爭以后，未來大家為了兩桶油抱怨的現象和原因可能就會有實質性的改變。

   第二個領域，城鄉(xiāng)之間土地、資金、人員要素的雙向流動優(yōu)化配置。我覺得這個潛力很大。對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像宅基地的改革，一直是有顧慮的，顧慮農民把宅基地一旦轉讓以后，把那點錢拿去喝酒怎么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這種人在咱們上海有沒有呢？我看也有，但比例不會太高。這些人的問題你要用另外一種辦法來處理。

   我們一定要明確，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在內，在確權的基礎上，通過流動，通過交易，它真正的價值才能得到顯示，才能得到提升。最終城鄉(xiāng)之間要素的分配或者優(yōu)化配置是要服從這個大道理的。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認識上的、法律上的、體制上的、政策上的障礙，如果能打通，我想投資的潛力還相當大。

   比如像北京最近討論京津冀協調發(fā)展，北京和天津本身還有一個大的投資空間。比如說房地產，我認為空間不大，但是北京和天津之間、北京和唐山之間、北京和石家莊之間，能不能設想它有幾十個甚至更多的5萬人、10萬人、15萬人、20萬人的小城鎮(zhèn)發(fā)展起來。

   其實現在相當多的城里人愿意到城市帶里面的中小城鎮(zhèn)去居住，房子價格便宜一點，質量好一點，生活費用低一點，房前屋后種花種草種菜，有什么事開車一個小時到北京，坐高鐵20分鐘就去了。據調查，北京有5%到10%的居民是有這個意愿的。另外大量制造業(yè)的企業(yè)包括部分服務業(yè)的企業(yè)是要轉到中小城鎮(zhèn)，這樣它才會有競爭力。

  

   我們過去的城市體系基本上是一個孤島式的城市，現在要把它變成一個網絡型的城市，城市之間是要發(fā)生聯系的。這種情況下，互聯互通、人員的居住、產業(yè)的重新分布，會產生大量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所以我想特別強調一點，穩(wěn)增長和放開準入要掛鉤，這樣的話潛力還有，不至于增長速度跌的那么快。

   第二關，嚴重過剩的產能退出要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需求過去五年一直在往下走，主要是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它對應的供給方面主要是重化工業(yè)，它也在調整，但是調整速度相對比較慢，所以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

   據我們對一些重要行業(yè)的調研和計算，這些重化工業(yè)，現在稱之為嚴重過剩產能的行業(yè)，它的過剩幅度一般在30%左右，這樣就出現了長達40多個月的PPI的負增長，目前負的幅度已經超過5%。這就是所謂現在講的中國式通縮的問題。

   在座的很多研究經濟學的同仁們，經常要用通縮這個詞，但是我本人一直認為中國的通縮跟西方國家的通縮不是一回事，因為企業(yè)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因為貨幣不足而引起的通縮，它是由于我們過去30多年特別是過去十幾年形成的大量產能，沒有隨著需求的收縮而迅速地收縮而形成的產能。這種產能你把貨幣放出去以后，它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PPI的下降只是一個問題，還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工業(yè)企業(yè)盈利水平超過一年的連續(xù)負增長，這個東西是最具有挑戰(zhàn)性的。

   我們做了個分析，在工業(yè)企業(yè)PPI負增長這個過程中，我們稱之為嚴重過剩的產能的行業(yè)是五大行業(yè)：煤炭、鋼鐵、鐵礦石、石油、石化。這五大行業(yè)的PPI大概是負增長20%左右，對于整個工業(yè)PPI的下降貢獻是在70%以上。目前工業(yè)利潤下降中，這五大也利潤下降的貢獻率也在70%左右。所以如果這五大行業(yè)嚴重產能過剩的情況得到糾正，其實中國工業(yè)企業(yè)目前的狀況還是可以的，和去年沒有太大變化。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格局。

   按照邏輯上來講，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減產能。比如把這些產能減20%、30%以后，供求平衡了，PPI就會回升，企業(yè)盈利就會好轉，至少是好的企業(yè)能夠盈利，這個行業(yè)就可以持續(xù)發(fā)展下去。產能可以減下去嗎？我們說搞市場經濟優(yōu)勝劣汰�，F在企業(yè)價格下的那么多，關門了以后不就供求平衡了嗎？在國外也不是這個情況，在中國更不是這個情況。

   我們做過調研，現在減產能比較難的原因有幾條。第一，很多地方，特別是重化工業(yè)比較集中的，產能嚴重過剩比較嚴重的地方，穩(wěn)增加的壓力是更大的，因為減產能和穩(wěn)增長是有矛盾的，我們減產能以后才能穩(wěn)效益，但是在這種場合，穩(wěn)增長和穩(wěn)效益是有矛盾的。

   第二，各個地方都是想讓別人減，自己不減，因為看到這個行業(yè)供求平衡以后還有賺錢的機會。你們都減，你們是落后的生產力，我是先進生產力。最后如果要減產能，對企業(yè)來講難題也很多，比如說職工安置問題、社保問題，特別是一些大國有企業(yè)的問題相當突出，還有銀行壞賬的問題。

   很多人也提了建議，讓僵尸企業(yè)退出，這個話說得很正確，問題是怎么退出呢？我最近調研了一個煤炭企業(yè)，生產一噸煤的成本將近400塊錢，賣200塊錢，生產一噸煤大概賠100多塊錢，我說這能夠熬下去嗎，他說沒辦法，停產以后問題更多。怎么樣熬呢？靠的就是銀行貸款，所以銀行支持實體經濟非常關鍵。大家知道實體經濟用這種方式支持的話，實體經濟能熬多長時間。

   所以我感到減產能的問題是中國最突出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好，效益持續(xù)下滑，接下來就是金融風險加大的問題。但是各個方面對這個問題缺少足夠的重視，更沒有有效的辦法。

   第三關，新的增長動力要能夠形成，部分有效的對沖原有動力要能夠下降。

   新的增長動力大概有幾個方面，一個是所謂新的產業(yè)。但是我想特別強調一點，以后像房地產、鋼鐵、汽車這類能把經濟帶上去一兩個大的臺階的所謂大支柱產業(yè)，基本上沒有了，所以新的動力可以形成，但是它對原有動力的對沖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夠完全對沖，那中國經濟不存在增速下滑的問題。

   第二，轉型升級，現在講機器換人工以及綠色發(fā)展。第三就是創(chuàng)新，目前最活躍的就是互聯網+。但是這類新的動力有幾個特點需要關注，首先是對沖率是比較有限的，不能有太高的估計。其次，它是一個新的要素組合，原有的要素很多不管用了，需要一系列新的要素，包括需要更多復旦畢業(yè)的同志們出去發(fā)揮作用。農民工也需要，但是更多需要中高級的素質。投資需要風險投資，要素的組合是不一樣的。

   最后一點，這種新的增長點，大部分屬于替代性的增長。什么意思呢？傳統的商業(yè)企業(yè)正在遇到困難，有些著名企業(yè)已經關門了，我逛商場看生意最好的就是五樓和地下一層，是賣飯的，剩下幾層往往是顧客沒有，營業(yè)員多。最近一些著名企業(yè)已經關門了。再比如說Uber、滴滴打車這些出來了，很好，但是出租車司機有意見了。

   在這個問題上，到目前為止我注意到有關地方政府，我想他們心里是清楚的，資源分配是得到改進的，對消費者是有好處的，但是他們都不敢明確表態(tài)說支持這個事。我想還是應該有個態(tài)度，還是要解決問題。

   另外現在機器人替代人工也很快，據說現在幾百萬臺機器人是要上線的，但是機器人出來以后，人怎么辦，人可能要下崗。所以替代性增長的一個特點實際上是資源的重新配置，是在提高效率，但是它會引來相當嚴重的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一個嚴重沖突。這對我們各個地方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zhàn)。

   更重要的一點，我們預期的增長動力，現行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超過以前。包括我們各位企業(yè)家，你在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一定要有思想準備，十個人創(chuàng)新，七八個是要失敗的，最后成功的是少數。  

另外特別是地方政府，過去我們政府經常居高臨下地指定技術路線，搞產業(yè)規(guī)劃，有時候也有成功的，但是以后這種成功的機會幾乎很少了。所以我們現在特別強調是更多地發(fā)揮市場的作用。市場是干什么呢？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我個人理解市場就是讓更多的人去試錯。把利益、機會、信息都給它，讓它去試錯。市場里大部分人都是錯的，給那個正確的人創(chuàng)造了條件，最后正確的人會出來，是這樣一個過程。所以我們需要更多依靠市場的力量。如果這個問題不落實，中國下一步創(chuàng)新就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我剛才講的三關，總結一下：第一，穩(wěn)需求要通過進一步放開準入的辦法；第二，穩(wěn)效益關鍵是要減產能；第三，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這個能帶來多少量的新的增長空間，不要抱太高的期望，關鍵是在轉換增長方式，在提高效率，這是下一步真正經濟具有可持續(xù)性和后勁的關鍵所在。

   所以我們有一個估計，從需求來講，高投資見底很可能是在明年的某個時候，比如年中或者左右。但是如果減產能沒有實質性的進展，速度下來了，最后效益可能相當差。如果增長動力上不去，最后增長的模式和質量沒有實質性的變化。

   所以下一步中國經濟是會有一個底的，這個底有了以后，將來會有兩種情況：第一，不一定穩(wěn)得住，即使有底，增長速度低了，但是效益很差，甚至風險加大。這是一種情況，就不可能具有可持續(xù)性。

   所以我們希望速度有所降低，將來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xù)的增長。剛才講的后兩關更為重要。如果我們把轉型這三關過好了，中國發(fā)展的前景仍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即使我們的增長速度將來6.5%甚至6%，它每年的新增量仍然在全世界范圍內是最大的，特別是當我們具有了創(chuàng)新能力以后，中國人的信心就會有很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