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文雅地說一句中國話

PARADISEBIRD

圖來自吳冠中

作者：羽戈

01

鄢烈山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壇前輩。有一天他發(fā)來消息：剛才見你滿口“逼格”，覺得很不好，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說了？

這一天是2015年1月26日。當晚，我在朋友圈寫道：“今天被鄢烈山老師批評，此后不再使用‘逼格’一詞（包括這類詞）。立此存照，切記切記�！�

一約既定，萬山無阻。這不僅出于對前輩的承諾，抵制語言的低俗化，我更想挑戰(zhàn)一下自己的定力。此前持戒，最成功的是戒四國軍棋，余者如戒酒、戒晚睡，往往半途而廢，立志戒一個月，只能苦撐大半個月。所以我要試試，此次戒“逼格”，能堅持多長時間。

這可歸入“臟話戒”。如你所知，所有戒中，臟話是最難戒的一種，因其在多數(shù)時刻，都是無意識的產(chǎn)物，不比戒煙、戒酒等，大抵可由意識控制。猶記當年，臟話連篇的蛋總常常發(fā)誓：“我操，我他媽再也不說臟話了！”這于是成為了我們寢室的經(jīng)典笑話之一。

持戒至今，一年將近。這期間，有好幾次，“逼格”已經(jīng)起于心底，奔至喉嚨，直欲噴薄而出，好在最后關頭，意識占據(jù)了上風，未將這個詞宣之于口，而換作“格調”等。就結果而言，我把持住了；然而若論持戒在心，終歸還是犯戒。最理想的境界，則在于心中壓根不起“逼格”一念，就像這個詞誕生之前那樣。

這實在太難了。你自己可以不用“逼格”，卻無法禁止他人使用。作為這個時代的流行語和關鍵詞，“逼格”已經(jīng)成功取代“格調”，飛入尋常人口，對此，沒有人能夠聽而不聞、視而不見，但有所見，必入內心，化作雜念，破壞持戒。

02

詞語，尤其是新詞（舊詞生出新義，亦屬此列），正可視為時代的投影。不妨說，有什么樣的時代，便有什么樣的詞語，時代的性質塑造了詞語的面目，反過來，詞語的流行將改寫時代的風貌，甚至會支配時代史的書寫。從“格調”到“逼格”的轉型，當作如是觀。遙想當年，“格調”一詞隨保羅·福塞爾《格調》一書而風靡，正呈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格調；彼一時此一時，當“逼格”及“裝逼”“撕逼”等盤旋于今人嘴邊，則呈現(xiàn)了現(xiàn)時代的格調，不，逼格。這兩者之間，相隔還不到二十年。

以“逼格”為基點，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這個時代的新詞，特色之一，即不脫“逼”“屌”“婊”等字眼，尤其是“婊”字，簡直百搭，可與許多名詞配對，如“綠茶婊”“心機婊”“圣母婊”“道德婊”等。再加上傳統(tǒng)的“賤人”“賤貨”等，共同構成了時代話語的低俗氣質。也許有人不喜“低俗”這個詞的政治意味，那么我們可以換一個說法：粗鄙。

我不認為，說臟話就是粗鄙。這得看臟話的性質、言者的意識，以及對他人的傷害。蛋總是典型的重慶人，平時滿口臟話，曾被我譏為“生殖器長在嘴上”，與之對談者大都不以為忤，因為他說“我操”“我日”等，只是為了強化語氣，并無辱罵對方之意�，F(xiàn)在這些言必稱“屌絲”“窮逼”“綠茶婊”的人呢，幾乎每一個詞語、詞語的每一筆畫，都充滿暴力屬性，以凌辱、攻擊為目的；而且話語暴力的運行軌跡，往往不是弱者反擊強者，而是弱者內部自殘，或者說，弱者折辱更弱者。這正應了魯迅在九十年前的批判：“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試看這個時代最流行的標題：“致賤人”、“致Low逼”、“致道德婊”……當它們像蒼蠅一樣爬滿日漸華美的手機屏幕，我則百思不得其解：難道我們的漢語貧瘠到這等地步，若不用“逼”“婊”，便不足以精確表意，甚至不會正常說話？難道我們的心理疲乏到這等地步，只能在“賤人”“Low逼”的粗鄙之中尋覓施虐與受虐的快感？難道我們的思想冷酷到這等地步，必須以諷刺、羞辱的方式表達憤怒和憐憫？

這背后，還是那個老話題：相比說出了什么道理，說理的方式，即怎么說理，其實更為關鍵。這也正是為什么我一直強調，閱讀胡適、王小波等，相比說理，更應該關注他們怎么說理。

03

話說回來，“逼”“屌”“婊”等新詞的流行，不能單單歸罪于“致賤人”、“致Low逼”的作者，對一些作者而言，不是他想寫什么就寫什么，而是讀者和市場需要什么，他才寫什么。如果“賤人”不能吸引眼球，他可能會改寫“致圣人”，如果“Low逼”不能激起波瀾，他可能會改寫“致土豪”。所以說，漢語的粗鄙化，乃是這個社會的共同罪行，大概只有像鄢烈山先生這樣“有心挽狂瀾于既倒的悲壯之士”，能夠免責。

這一百年來，漢語所承受的苦難，累加起來，可能要重于此前千年。粗鄙化是一端，黨化官腔所帶來的戕害則有過之而無不及。盡管偉大領袖慧眼如炬，未雨綢繆，早于1942年便撰文《反對黨八股》，然而我們的政治語言，依然深陷八股的泥沼。陳云《官腔》一文總結道：“新式官腔以合成復詞為主，舍具體而用抽象（preferring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將天然言語變?yōu)楣�業(yè)程序，意圖削弱民眾的詞匯，令其思想與感情貧乏，易于擺布。”邱科夫斯卡婭對蘇聯(lián)官腔的批判可為參照：“試讀他們的通知、決議、報告、評論，不帶前綴‘不’、‘非’或‘反’、不帶后綴‘論’、‘主義’或‘者’、‘分子’的詞，在他們簡直是沒有的�！�

試舉一例。譬如“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xié)調性，找準深化改革開放的突破口，明確深化改革開放的重點”這樣的官員講話與社論語言，不僅啰嗦，而且空洞無物，完全可以簡化為“改革要科學決策，協(xié)調措施，找準突破，明確重點”，雖然依舊空泛，至少讀來會順口一些。

04

《中國周刊》曾將這個時代定義為“粗鄙時代”，并斷言，最糟糕的粗鄙，是“強者愈粗，弱者愈鄙”。就語言而論，官腔的最大特點可謂“空”，新詞的最大特點的確是“鄙”。前者架空了漢語，后者貶低了漢語。前者使?jié)h語淪為稻草人，后者使?jié)h語淪為侏儒。二者合力，則使社會斷裂：上半身空虛，下半身腫脹。

這么說，絕非要把責任推到時代頭上。還是那句話，時代與語言，相互成就。粗鄙時代是粗鄙語言的幕布，粗鄙語言則是粗鄙時代的臺詞。

當漢語江山花果飄零，支離破碎，陷入重度污染，我們能做什么呢？我的批判，最大意義只能是反躬自省，反求諸己�；�于此，我愿繼續(xù)守護與鄢烈山先生的約定，并試圖證明，不用由“逼”“屌”“婊”等所構成的新詞，正如不用那些官腔，我們依然能正常說話。也許我們所缺乏的不是正常說話的能力，而是正常說話的意愿。